王大根 / 教育理论 / 技术与生命之维的耦合:未来教育旨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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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生命之维的耦合:未来教育旨归 *

2019-09-16  王大根

朱德全,许丽丽 

*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重大成果培育性项目“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技术的改变分析”(项目编号:2019-06-004-BZPK01)、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专项招标课题“‘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成就的文献计量分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创新日新月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缝隙,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体现出信息技术的身影,未来教育概莫能外。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正在并将持续影响着教育的各个环节,技术将成为未来教育必须考虑的重要元素,未来教育离不开技术,但也绝不唯于技术。所谓耦合,要求两个系统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关联,且耦合的结果是耦合各方的属性交错重迭,通过缩小或放大各方属性,共同导致一个属性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形成。鉴于此,本文将沿着“为什么耦合”和“如何耦合”两条脉络展开阐述。概言之,新技术的革新将引领教育的变革,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技术异化的风险。无论未来新技术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守教育的生命之维,而生命之维的实现同样呼唤技术的支持。未来教育需打破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力促技术与生命之维在双向滋养中达成耦合。
一、“利剑”之“双刃”:未来教育的新技术引领与异化

技术之维是从技术发展和技术运用的维度来审视教育的发展,它强调在教育发展中不断引入新的技术,将技术作为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技术将从改变教育的外在形态开始,进而改变教育的内在结构乃至教育思维。然而,作为一种人工力量,科学技术从被人类创造开始,就暗含了风险的成分[1]。因此,未来教育需要积极适应技术所带来的教育变革,更需警惕“技术异化”的风险。 

(一)未来教育的变革以技术变革为先导
未来教育是面向现代化的教育,未来教育能够在社会发展和技术引领下不断实现变革和提升。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由生产力所决定,而教育生产力的主要部分是教育技术,教育变革最终取决于教育技术的革命。技术的每一次变革无不引领着教育的进步。
技术变革推动教育的“器物”之变。所谓器物之变,即指向教育的工具及手段等教育之“用”的层面。从文字的出现,到印刷术的问世,到电视广播的发展,再到多媒体网络的使用,技术的每一次变革无不引领着教育的改变。新技术对教育的改变首先体现在教学工具的更新、教学手段的进步。在人类历史上,传统的教学主要依靠黑板、粉笔等单一的教学工具,教师几乎是学生知识习得的唯一来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幻灯片、投影仪的出现,过去静态的、单调的教学内容被加工成影像资料、图片、声音,教育变得愈加生动。近来,计算机、多媒体在教育领域的广泛普及,人工智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掀起了教育工具的重大变革。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将成为未来教学工具的突出特点,教育工具的更新将教育空间、时间进行了无限扩展和延伸,在线学习、虚拟学习、移动学习、远程教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新技术引领之下的教育器物之变,为更深层次的学校教育制度之变奠定了基础。
技术变革助力教育的“制度”之变。相比器物之变,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教育的制度之变要更为深刻。至此,技术对教育的改变已由“用”的层面深入到“体”的层面,且触及到了教育的价值内层。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指出,未来教育应在教育制度结构的改造、课程革新和更加注重未来三个方面进行变革[2]。现代学校制度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在信息技术影响下,未来教育将突破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学习内容的学校教育制度,转而成为非正式化、个性化、终身化、泛在化的超越时空的制度形式。据多份《地平线报告》显示,重设学习空间已成为加速技术与教育融合的重要趋势。与此相适应,未来教育将趋向差异化、学习时间趋向弹性化、学习内容愈显定制化、学习方式凸显混合化、学习评价趋向过程化、学习机构愈发开放化、教育管理走向精细化[3]。简言之,与传统学校教育相适应的课程教学制度、教育评价制度、教育管理制度、教师发展制度等都将在适应泛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改变。
技术变革引领教育的“思想”之变。新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不仅改变着教育的手段和制度,而且新技术内在的技术理性将通过影响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改变着有关教育的要素及相关关系,重塑着人们对教育目的的认知。技术深度融入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将逐渐由知识的合法来源和教学权威,转变为知识的传递者、学习的组织者、陪伴者和引导者,而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得到深刻彰显。在互联互通的智能化时代,教育目的将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升华。教育的发展不再仅是为了习得技能和谋求生存,甚至不止是为了个人的终身发展,教育和知识将被视为全球共同利益[4]。事实上,思想之变是最关乎个人的,是最为深刻的,也是最为缓慢的。因此,在新技术引领教育变革过程中,极易出现思想之变的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新兴的技术和制度已在教育中得到普遍采用,而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却很少被接受,这就是未来教育的“脱序”[5]现象。所谓“脱序”既可以是器物与思想的脱序,也可以是制度与思想的脱序,如“采用新式教学工具的老师,满脑子仍是填鸭式和满堂灌的思想”便是思想与器物脱序的例证。
未来教育的新技术运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表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生成路径。但受到科技理性和技术自主性的驱使,很多教育工作者在使用教育技术时,自觉不自觉地将“人”当成“物”,无限制地在教育中使用科学技术,导致未来教育的新技术运用出现“目中无人”的异化现象。
(二)未来教育的技术异化
从技术价值论的角度出发,技术异化是指技术或技术应用价值的负向实现;从目的性角度出发,技术异化是指技术或技术应用出现了与最初目的截然不同的结果[6]。
未来教育发展中技术的异化集中表现为:
一是技术以其“用”控制着教育,弱化教育的复杂性。所谓“用”主要指向于呈现教育内容的媒体手段。“技术”一旦被带入教育之中,就可以在有机体自我适应的自组织过程中不断生成,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7]。人们试图将任何教育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技术化手段,教育越来越依赖技术所形成的教育工具和手段。然而,随着各种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教、学、评、测、管等各个方面将被格式化和工具化,作为一种认知性与技术性、人际性与社会性、道德性与伦理性共存、复合、立体的综合活动[8],教育的复杂性不断被弱化。在此背景下,教育的诸多方面都将变得扁平、空洞与单维,最初所指称的“事实、客观、标准”在技术的机制运用中被片面化和狭隘化[9],教师和学生的心智与思维趋向线性化与机械化,其核心就是弱化教育的完整性和复杂性。
二是技术以其“艺”规约着教育,教育日趋程式化[10]。美国学者罗伯特·赖泽认为,教育技术的定义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等同于特定的教育媒体或视听设备;二是等同于系统的方法过程[11]。前者是“与技术相关的资源”,后者是“与技术相关的过程”[12]。所谓技术之“艺”即指向“与技术相关的过程”。技术之“艺”通过重构教师的教学策略,塑造教师的教学模式,形成统一的教育内容、固定的教育程序,将学生塑造成符合统一标准的规范化个体,使教育变成形式化、重复化、简单化的程序,缺乏深度,崇尚效率。我们越来越迷恋于输入、输出和反馈回路,我们对效率顶礼膜拜[13]。
三是技术以其“道”侵入教育,遮蔽教育的生命意义。技术之“道”对教育的影响最终将作用于教育者的教育理念,使教育者从关注人的生命成长转向片面关注教学的效率和策略,原本预想的通过技术的运用焕发教育的生命活力,最终却阻滞了学生的生命活力,带来“技术凸显,生命凹陷”的畸形发展。由于缺乏对教育中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关注,尤其是忽视个体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内在人格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极易导致未来教育中“人”的失落,遮蔽教育的生命意义。事实上,人的生命及其质量的提高应该成为技术融入未来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
究其根本,技术并无好坏之分,我们所竭力反对和批判的是教育中的技术化思维和态度。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只有唤起人们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关怀,才能够正确引导技术的运用,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带来的技术异化[14]。
二、“万变”中的“不变”:“人工智能”时代未来教育的生命坚守
教育除了显著的社会性之外,还有鲜明的生命性。教育始终是人的教育,是面向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15]。未来教育无论怎么变,都必须从关注技术、网络、资源的“物”的中心转向关注人的发展和生命质量的“人”的中心[16]。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都是基于“人的智能”的“人工智能”,万变中需坚守教育的生命之维。
(一)生命之维的彰显与遮蔽
生命之维是从教育的本原即人的生命思考和探索问题的维度,是立足生命的立场,从生命本身成长的角度,将生命质量提升作为参照系和标尺的一种分析视角。在生命之维下,衡量一项教育活动是否合理,关键在于这项活动是否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是否能够使每个身处教育世界的生命焕发内在活力,是否能让生命通过教育增值、提升和扩展[17]。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教育从“逻辑起点”到“行动指向”无不诠释着生命的特性。
未来教育以生命为所有活动的“逻辑起点”。生命是教育之所以被称为教育的根基。“生命”是教育的原始性价值,教育与人的生命价值提升、生命潜能开发等有着天然联系。此外,生命的积极投入是教育成效的基础性保证[18]。无论是教师的“为学而教”,还是学生的“为学求教”,都需要个体从态度到情感,从知识到技能,从意志到行动的全情投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参与者的生命质量。
未来教育是彰显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过程”。未来教育既非信息网络、可穿戴设备等科技产品的概念堆积,也非自由教室、活动班级等形式层面的技术摆设,而是生命健康成长、人格陶冶健全、独立自由精神的内化养成的价值过程[19]。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优化生命存在,提高生命质量。未来教育依然是学生打好人生底色、形成发展底蕴的重要奠基,是教师提升生命质感的基本途径,是师生相互参与彼此生命经历的过程,是师生生命价值的集中体现。
未来教育以个体生命活力的焕发为“行动指向”。叶澜教授呼吁,我们要突破“特殊认识活动论”的传统框架,从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认识教育,构建新的教育观,并产生新的实践效应——让教育焕发生命活力[20]。无论未来快速发展的虚拟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将为教育带来多少的便利与优势,教育的本质都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和提升生命的价值,教育终归要超越技术符号层面,“置身”和“介入”生命,关注个体的处境和需要,尊重和体现个体的差异,焕发个体的生命活力。
相反,沉迷于技术运用的乐趣当中,而将教育目标操作化、教育过程程序化和教育评价数量化,将生命对象化和符号化,从关注人转向关注教育的片面有效,遗忘生命本身,则是遮蔽生命价值、违反生命之维的体现。
(二)生命之维呼唤技术支持
技术本身将成为个体发展的“生存尺度”。尽管当今在教育与技术融合过程中存在着“非显著性差异现象”和“乔布斯之问”,即人们质疑不同水平的技术手段对教育产出是否会产生显著性差异,也怀疑技术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教育。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引进,都意味着教育场域中生命个体新的生存尺度的产生,而生存尺度的变化源自评价尺度的改变。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多个版本的《地平线报告》均显示,是否具有程序编码素养、数字素养已成为近年来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挑战。与此相应,是否具有领导、获取、使用和评价信息技术的能力已经成为考量学校领导者、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标尺。近年来,信息素养研究的兴起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技术是拓展生命发展空间的重要力量。有研究者指出,所谓信息化的存在形态有三种:一是基础性的技术存在,二是结构性的社会存在,三是生命性的个体存在[21]。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存在大体与此相同。新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大多从外在的技术、器物层面切入,然后逐步深入到教育的深层结构,重塑教师和学生、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技术终会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到存在于教育场域中的生命,使生命个体呈现出信息化的特征,进而成为影响生命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实上,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可言,它超然于或者免于一切善恶,它可能有利于幸福与不幸,它面对二者,自身中立[22]。只要运用得当,技术会越来越成为促进人的生命提升的关键力量,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将在技术的支持下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教育中生命个体的“自系统”离不开社会“超系统”的支持。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不可能忽略社会这个“超系统”,而在其“自系统”中运转和发展。教育中人之生命的凸显和活跃,离不开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的技术支撑。小到因材施教的教育难题,中到教育公平有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大到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构建的人类理想,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的支持。毋庸置疑,作为未来教育行动的价值引领,仅仅强调尊重生命、关注生命质量并不足以促进未来教育的质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迅速更新换代的新时代,未来教育需要在坚守生命之维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和运用技术,以深入落实和实现教育理想。脱离人工智能社会的“超系统”而独自运转的“自系统”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综上,技术之维以生命之维为价值前提,技术之维只有在生命之维指导下才有其存在的全部合理性,而生命之维的实现必然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以快速崛起的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一定是以人为本的,是在人的智能基础上的人工智能,更是以人的智能发展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当然,未来教育也不可能逃离人工智能的大环境,仅仅依靠“人的智能”只会让未来教育进展缓慢,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节奏。因此,未来教育要将个体的生命成长作为技术深度融入教育的价值目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用都要指向个体生命质量的提高,所有技术平台和资源都应为师生的积极主动发展和交互生长创造条件。可以说,只有技术之维与生命之维的交互和融合才能更好推动未来教育的发展。
三、技术与生命之维:未来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
耦合本是物理学名词,后被广泛引申和应用于其他学科。所谓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于最后联合起来的现象[23]。所谓技术与生命之维的耦合,一方面包含着二者之间双向滋养的生成过程,即生命之维是技术之维的内在价值目的,技术之维是生命之维的外在行动手段;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二者间双向视角形成的动态过程,既要以生命之维的视角看待技术之维,也要以技术之维的视角审视生命之维。基于此,技术之维与生命之维之间需通过“技术输入”—“生命价值”、“技术运用”—“生命尺度”、“技术输出”—“生命质量”三个层面的动态耦合打造未来教育的复杂系统。
(一)彰显生命价值:促进未来教育的技术输入从“外部嫁接”迈向“内部生长”
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是指客体的属性与功能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从这种关系范畴出发,未来教育的技术输入便有两种路径,一是有了问题找技术,一是有了技术找问题,前者是从教育的内部需求出发选择技术,是内发的主动的抉择,后者是从外部的技术发展考量教育,是被动的适应,我们应遵从第一种路径,主张教育主动介入和选择技术,而不仅仅一味适应而成为技术发展的附带品和最后壁垒。技术从外部侵入教育是危机,从内部生发则是契机,真正具有生命价值的技术是从教育内部主动生发的而非从外部强行嫁接的。
充分彰显技术输入的生命价值。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为应对教育发展的困境、消解学生学习的负担、提升教师教学的效能而积极采纳新的信息技术,便是从教育的内部需求出发,深刻嵌入教育者和学习者的生命需求而做出的积极主动的选择,这样的技术自出现开始就是深度融入个体生命需要的,是对技术与教育整合之生命价值的彰显。相反,我们要避免为迎合技术发展的潮流,而随意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强行加入技术的元素,这样的技术是脱离教育发展的需求,是与个体生命成长需要“脱嵌”的,这样不仅不利于教育功能的实现,反而会使技术在嫁接到教育的过程中产生“水土不服”和“机体拒斥”的现象,这是遮蔽技术与教育整合之生命价值的体现。
用技术精神来表征技术的生命价值。未来教育中引进的新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或学习工具,而且还深刻地彰显着技术的创造者及使用者的某种内在规范和信念。研究表明,技术精神是由技术性质所决定的贯穿于技术行为始终的基本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24]。由于技术精神本身内含着伦理规范和价值判断的理性自觉,因此技术输入的全过程会时刻受到技术精神的约束。换言之,一项技术是否符合生命发展的深层诉求,是否满足生命成长的内在需要,在技术输入之前之后都需要以技术精神为标尺来衡量其符合规律性和伦理性的程度。总而言之,技术与生命之维的耦合要求人们以技术精神为准绳来表征技术的生命价值。
(二)把握生命尺度:实现未来教育技术运用的边界从“模糊”走向“清晰”
新技术并非天生就站在生命的对立面,它既可能压抑生命的主体性,也完全可能让一堂课焕发生命活力[25],这完全取决于新技术运用“边界”的清晰与否。所谓“边界”的清晰是以生命尺度的拿捏为核心的。以某校引进的表情动作识别系统为例,由于该系统可精确捕捉、记录和评价教师和学生上课时的表情与动作,故而被学校用来观察学生上课的专注度和教师课堂吸引力。学校领导认为获得了新技术时代监测教学质量的重要工具,因为学校只需通过该识别系统采集到的数据即可看出学生听课和教师上课的精神面貌,进而可以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以提高教育质量。诚然,这种将技术用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初衷值得肯定,但将学生表情纳入学校管理的行为却是需要反思的。具体来说,未来教育的技术运用不仅要以生命尺度为边界,同时还要在技术运用过程中凸显技术文化的生命力量。
技术的运用要以生命尺度为边界。我们深知,技术在融入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深层次地融入了精神世界。表情识别系统应用所带来的对个体“全景式”监控,或许为教育领导者提供了监测教学质量的得力助手,但不免使得人们连表达自我天然情绪的机会都要被限制,人们在各种技术的监控之下变得无处藏身。人们期待通过信息技术提高教育管理效率,然而却不免挤压了个体本就狭窄的“自留地”。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生命尺度的重要性。若不以生命尺度为边界,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将有意无意地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异化倾向。在生命尺度之下,凡是有利于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技术,有利于拓展个人生命空间拓展和生命质量提升的技术都是值得推广的,那些以牺牲和吞噬个体最基本的生命自由为代价的技术运用应当受到抵制。
技术运用要凸显技术文化的生命力量。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不仅表现出器物层面的特征和价值,还涉及更为深刻的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因此,一项新的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实际上也是一种技术文化在教育中的引进和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本质上是以技术为中心的文化如何影响教育中人的生存方式。因此,若要强化技术运用的生命尺度,就必须凸显技术文化的生命力量。在技术与教育整合过程中要始终明确,“生命”而非“技术”是技术与教育整合的价值根源,“生命的成长”而非“技术的优化”是技术融入教育的判断标准,突出技术文化中生命成长的意义和价值,凸显技术文化的人文关怀,成为彰显生命尺度的又一表现。前文提及的表情动作识别系统的引入,显然是突出了技术的优化而遮蔽了生命的空间,是僭越生命尺度的表现。
(三)提升生命质量:推进未来教育的技术输出从关注“效果”转向追求“效益”
当前,技术与教育的整合主要指向于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即技术是否缩小了教育输出与教育预设目标之间的距离,是否帮助教育在更短的时间完成了更多的任务。这主要强调的是技术融入未来教育的“效果”问题,这是技术在教育质量输出上不可忽略的重要考量标准,但毋庸置疑,技术输出的“效果观”表现出技术运用过程中“人”的不在场,诸如学生表情识别系统在教育中的运用,就存在着过多考虑技术运用的效果,而忽视对个体生命发展整体诉求的嫌疑,这不免造成了教育中技术输出的“价值失落”。毋庸置疑,只有牢固树立提升生命质量的本体价值观,才能更好地去追寻被工具理性文化所遮蔽的本质,才能使技术真正地服务于生命的发展,并使之以自己的方式为现代化建设服务[26]。
提升生命质量是未来教育的深层次诉求。事实上,技术与教育的融合,除了要考虑用技术来“正确地做事”之外,还要尽可能地用技术来“做正确的事”,时时刻刻将个体的真实需求和生命成长的需要置于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中心,在技术运用中“成人”,使人成为人,在教育中成就人,将“成人”作为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价值旨归。所谓成人的核心恰在于成就人的生命质量,也就是将技术用于生命潜能的开发、主体意识的养成以及生命全面发展的实现,提升生命的高度拓展生命的宽度,切实提高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效益”。技术输出的“效益”应成为未来教育的重要考量标尺。
四、结语
生命的现代化是提升生命质量的重要表征。未来教育是面向现代化的,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促进人的现代化。因此,人的生命的现代化既是个体生命质量提升的表征,也是未来教育中技术输出效益的关键。人的现代化是从人的外在行为方式到内在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等均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27]。现代化的人是具有主体性的生命体,新技术与未来教育的整合只有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理性发展和主体性提升时,这样的教育才称得上是现代教育,这样的过程才称得上是追求教育现代化的过程[28],这样的技术才称得上是具有良好教育效益的技术。相反,技术在融入教育时若限制个体的生命自由,遮蔽生命的主体性,为教育带来隐性的技术控制等都是逆生命现代化的行为,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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